讲座伊始，狄伯杰教授通过2017年中印之间的洞朗对峙引发出中印关系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小看印度，而印度没有大看中国，这是问题的根源”。紧接着，狄伯杰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与解释中印双方各自视野中对方形象的建构过程，穿越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文明对话中形成的形象；殖民统治时期的形象；独立和解放以后的形象。

　　首先，文明对话中形成的中印形象从思想、技术、商品和人文的循环性流动中展开。比如从中国走出去的技术、丝绸、茶叶，张骞出使西域等都是循环性的流动，而中印双方的翻译家则翻译了大量的印度佛经带回中国，当时存在的大量的在印度已经的印度教、佛教甚至天主教的文献，因为中国历史记述的传统而保留下来，而印度本身反而没有保存其最早的佛教经典。在印度丢失的历史，在中国写出了新的篇章。因为中国乐意接受新的东西，所以中国的语言、文化多从印度吸收而来。双方的文明交往使印度认为，其给中国的多，而拿来的很少，因而生成一种自大的情感，而轻视中国。最极端的是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总结说：“印度在文化上控制并支配了中国两千年”，这是“小看”，“不大看”中国的原因。穿越期间的历史人物如乌头劳、文忠、王玄策既是双方交流的纽带，也一度引发中亚或天竺的王权更迭，这也引起印度的人对中国的恶感。

　　其次，殖民时期的中印形象。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仍，一些英印士兵因同情太平天国而加入其中；正值印度亦发生1857年反英大起义，印度与中国爱国主义者互相同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章太炎也曾到过印度，与印度的革命相互支持。但是良好的双方形象却没有维持多久。黄懋材、马建忠、康有为等人都曾到过印度，他们或许怀念印度的“五天竺”时代，但更看重印度的亡国形象。作为印度文化象征泰戈尔在中国的风评很高，但鲁迅在其《全集》中处处批评泰戈尔，正如徐志摩一样。殖民时期中印之间的互相支持的形象被遗忘。再次，独立和解放后的中印形象。当时尚未实现国家独立的印度以“独立国家”的身份邀请西藏参加泛亚会议。中国当时的驻使大使罗家伦表示愤怒，这使中印的矛盾尖锐。这使中国对新独立的印度评价都是负面的。而此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1945年抗战以后，中国有27000千米的铁路，而印度有53596千米的铁路，政治上印度自认司法立法独立，政治自由。加上文革期间中国搞得运动，摧毁文物摧毁传统文化，印度非常不理解，所以“不大看中国”，不需要向中国学习。

　　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5倍。中国铁路121000千米，印度现在是67312千米，比独立前只多1万，效率很低，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2006年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的基础建设超过欧美的许多国家，中国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小看印度。而实际上十年之内，印度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但它是有潜力的。

　　最后，狄伯杰教授认为“小看”和“不大看”都有问题，双方都没有形成对对方的正确认知。印度必须承认中国的崛起，中国必须承认印度不是个小国。为此，狄伯杰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看法：中印应联合起来，中印都提倡全球化而对抗反全球化的倾向。印度和中国联通计划的扩散、全球公共产品的互视等。中印联合的前提是：中印周围保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对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要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双方应在媒体、旅游以及被大家忽略的方面出版业加强合作，以及制定恰当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关系会变得更好。

　　讲座结束后，高翠莲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对狄伯杰教授的内容进行总结：中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如何形成良性的大国关系，首先需要双方形成对彼此的正确认知。狄教授通过追溯历史，勾勒出双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的相轻负面的形象，以及这样形象的成因，它即反映了中印关系的历史性的一面，也决定中印关系的走向。而如果匡正彼此间负面与非理性的认知，狄教授也给出了务实性的解决之道。狄伯杰教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徐永志教授也了讨论。讲座听完后，同学们增长了史学知识，拓宽了学术视野，收获颇丰。